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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茶的起源问题，一直被蒙上神秘色彩。将茶道奉作“国粹”的日本认为茶乃佛祖释伽牟尼所“发明”，与此异曲同工的神农发明茶之说在我国广泛流传，迄今对此深信不疑者仍大有人在。正是这种虚妄的茶起源说使海内外的学者产生了困惑，也为多起源说起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。因此探索茶之为饮起源于何时何地，就成为茶史研究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重要问题。
战国秦汉：茶之起源
神农发明茶之说，究竟由谁提出，今已难确考，但最先将此说形之于文字，并加以阐述者首推陆羽。他在《茶经·六之饮》中指出：“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氏”，在同书《七之事》中又提出“三皇炎帝神农氏”为茶祖的观点，又引相传为神农所撰的《神农食经》云“茶茗久服，令人有力悦志”，以证其说。其实神农、三皇、炎帝皆是先秦至秦汉间言人人殊的人们“想象中的人物”。其发明农业、医药等传说，不过是人神合一的蒙昧时代的象征。陆羽提出神农发明茶之说后，即遭到唐宋时人的痛斥。如南宋著名思想家叶适在其读书笔记中明确指出，所谓神农发明农业、商业之说，实在不过是汉代易学家的伪造（《习学记言序目》卷四《周易四·系辞下》）。陆羽曾被誉为茶圣、茶祖、茶仙，《茶经》更被奉为茶学百科全书，但由于其所处时代的认知局限，留下不少经不起推敲的似是而实非之论，神农发明茶之说，即为典型一例。
不妨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一下神农发明茶之说的虚妄，这必然涉及茶学界另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，即“茶从药用进化到食用”，还是从食用进化到饮用？根据文献考证的结果，答案应以后者为妥。关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，最初的记载中，神农这一举动只是为了解决果腹问题，然后教民耕种，发展栽培农业。这种传说，似始见于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：“古者，民茹草饮水，采树木之食，食蠃蠬蚘之肉，时多疾病、毒伤之害。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，相土地宜，燥湿肥墝高下。尝百草之滋味，水泉之甘苦，令民知所避就，当此之时，一日而遇七十毒。”类似记载还见于《新语·道基》，《佚周书》等也有相似的载述。但其中都未提到“茶”字，且茶也根本不会有解植物中毒和水毒之功能。《诗经》中保存了一张从西周到春秋时期人们食用各种食物的“菜单”，其中并无茶。迄今西南少数民族仍保留着食用腌茶的习俗，也许为古人食用茶的余风流韵。综合上述情形，比较合乎情理的结论似是：所谓尝百草，首先应是食用，在长期的食用过程中，发现某些草本或木本植物的药理功能及疗疾作用，才遴选出来作为中草药。茶的演变过程似乎应是从食用到饮用。虽然《本草》中有茶，但按现代审评标准，与其说茶有药用功能，不如说茶有某些保健作用更加切合实际些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孔丛子·连丛子下》有记载称：“伏羲始尝草木可食者，一日而遇七十二毒，然后五谷乃形。”这里神农换成了伏羲，日遇七十毒也变成了七十二毒，但仍然没有茶。只能说明这类传说有多种版本，会在长久的口耳相传中变换其内容，力求其“可信”性而已，但这丝毫改变不了其虚妄性。
至于提到茶的《本草》，其经历代传承，由《唐本草》——《开宝本草》——《嘉祐本草》——《政和本草》一路发展完善，在距今约900年前终于有了里程碑式的定本。但从《神农本经》起至《政和本草》，均无神农日遇七十毒、得茶而解的片言只字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这条记载竟出于清人孙壁文的伪造。当代茶学泰斗吴觉农先生在其遗著《茶经述评·前言》中论定：“茶树原产地是在我国的西南地区，而在战国以前的历史条件下，还不可能把西南地区的茶叶传播到中原地区。至于《茶经》说的春秋时代晏婴曾食用过茗已不能使人置信；则神农最先使用茶叶之说，就更难以成立了。”其说尚矣！
目前，海内外茶学界关于茶的起源时间仍众说纷纭，分歧很大。有主张上古、西周、春秋说的，也有主张战国、秦汉、魏晋说的。究其原因，实乃主春秋以前说者，对史料进行了曲解、臆解。可以断言：先秦古籍中的“荼”字，均不是今之“茶”，九经无“茶”字，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不易之论。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都显示，茶应起源于战国或秦汉之际。但这一问题的含混不清由来已久，关键在于搞清楚古代文献中“荼”字之形、音、义。最早对古文献中的“荼”字作出比较正确释读的是北宋末人王观国，他在学术名著《学林》卷四中考辨了“荼”字的五种义项，四种读音。只有最后一种别名“槚”的苦茶，才能与今之茶划上等号，但这乃始见于晋郭璞《尔雅注》。稍后，南宋人王楙也指出：“诗曰：‘谁谓荼苦，其甘如荠’者，乃苦菜之荼，如今苦苣之类；《周礼》‘掌荼’、《毛诗》‘有女如荼’者，乃苕荼之荼也，正萑苇之属；唯茶槚之荼乃今之茶也。”此与王观国之说如出一辙。
南宋著名学者魏了翁有《邛州先茶记》（刊《鹤山先生大全集》卷四八，《四部丛刊》本）一文，他说：虽然“传注例谓茶为‘茅莠’，为‘苦荼’”，而且苏轼早就有云：“周诗记苦荼，茗饮出近世”，“其义亦已著明”；但有人仍然把古之“茅莠”、“苦菜”之荼与茶饮之“茶”混为一谈，所以他感叹：“予虽言之，谁实信之？”这种由来已久的夹缠不清实在难以廓清辨明。清初学术大师顾炎武在《唐韵正》卷四、《日知录》卷七中，旁征博引，集古之大成，指出荼有苦菜之荼（又可借作“荼毒”之“荼”）、茅莠之荼、蔈荂之荼、委叶之荼、虎杖之荼、槚之苦荼等七种含义，又引经据典，不厌其烦地对荼字的形、音、义进行辨析。最后得出结论：“槚之苦茶，不见于《诗》《礼》”，“知自秦人取蜀，而后始有茗饮之事。”顾氏所谓“秦人取蜀”，当指秦惠王九年（公元前316年）司马错伐蜀，灭之。从西汉王褒《僮约》“武都买茶”、扬雄《方言》、司马相如《凡将篇》已出现茶字分析，蜀地当为茶的发源地之一。武都，即武阳（今四川彭山东），是我国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。这表明随着秦汉帝国的相继建立，原产于西南的茶也沿长江流域向东南拓展。武阳作为西汉著名的茶叶集市和流转中心，这一确凿史实已充分表明：作为茶原产地之一的蜀地，已有相当长时间的饮茶史了。因此笔者认为：茶的起源应始于距今约近2500年的战国时代。就其具体地点而言，学者又有云南、贵州、云贵高原或川西、鄂北等诸说；笔者以为：就其较大的地域范畴而论，似可概括为起源于我国西南地区。
总之，“荼”在古代文献中是一个多义字，读音也各不相同，有荈茗之含义的“荼”仅为其七项义符之一。从考古发现来看，上世纪以来出土的东汉茶具上已刻有“茶”字，晋、唐碑刻上亦多出现“茶”字。众所周知，专用茶具总比茶饮略晚些问世，据陶瓷史专家颇为一致的研究成果，我国已出土的茶具可确证最早为东汉时烧造，亦可为上述战国或秦汉茶起源说提供有力的佐证。
魏晋南北朝：茗饮与茶文化的孕育期
两汉的茶事资料见于文献者，仅寥寥数条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：魏晋南北朝史料中，茶事资料明显增多。这表明，茗饮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，已呈渐成气候并稳步发展。故唐宋时主张茶起源于魏晋说者颇有人在。
约与陆羽同时代的韩翃曾代田神玉作《谢茶表》，其中有一联名句称：“吴主礼贤，方闻置茗；晋臣爱客，才有分茶。”（《文苑英华》卷五九四引）前句指吴主孙皓密赐韦曜以茶代酒的故事，后句指晋臣分茶给友人。此乃中国文人常见之礼俗，又称“分甘”或“分贶”等，而有学者竟又与宋代才有的茶艺形式“分茶”混为一谈。唐宋时人仍有将名茶赠给友人称作“分茶”者，如邵雍《击圵集》卷五《谢城中张孙二君惠茶》：“仍携二友所分茶，每到烟岚深处点。”即为明显例证。被誉为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的韩翃就主张茶饮始于魏晋。无独有偶，欧阳修亦以为：“茶之见载前史，盖自魏晋以来有之。”《茶经·七之事》凡辑録茶事资料四十五条，其中三十九条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茶事，占87%的绝对多数。茶事记载的增多，与茶饮由南向北逐渐推广应是同步的。故陆羽卒后约半个世纪，唐杨晔在《膳夫经·茶录》中写道：“茶，古不闻食之。近晋宋以降，吴人采取其叶煮，是为茗粥。至开元、天宝之间，稍稍有茶；至德、大历遂多；建中以后盛矣。”《膳夫经·茶录》约撰于大中十年（856），作者认为晋宋间吴人还保留着茶叶菜食的习俗，可能是指寻常百姓人家，也许当时茶还是贵族、文士的专享品，犹如“旧时王谢堂前燕”，尚未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他还认为，中唐以后，茶事始盛。此乃颇有见地之论。杨晔是书，罕见前人论及。
在陆羽《茶经》成书以前，关于饼茶的制作及煮饮，仅见一条独家记载，据称出于《广雅》：“荆巴间采茶作饼，既成，以米膏出之。[若饮]，先炙令色赤，捣末置瓷器中，以汤浇覆之，用葱、姜、桔子芼之。其饮醒酒，令人不眠。”这段引文，始见于《茶经·七之事》。日本学者布目潮沨教授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指出，此文与张揖《广雅》之文体完全不同，不可能是《广雅》中文字，疑是书名有误。此文亦见宋本《太平御览》卷八六七、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九三等，皆引作《广雅》。是否在唐以前还存在另一种同名为《广雅》之书呢？三国时魏国的张揖不可能如此详尽地记载饼茶的制作、煮饮法及其功效，殆无可疑。但是南朝后期乃至隋唐间，随着茗饮的推广，人们对饼茶的认识有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。但毕竟某种程度承继了《修文殿御览》资料汇编功能的《太平御览》，完全有可能据同名之《广雅》记录下这条可贵的资料。这条唐以前史料最值得注意者有二：一是茶以“米膏出之”，这是茶米一词最合理的诠释；二是以姜葱等“芼之”，即保持茶菜食的孑遗。可认为是从菜食到饮用的过渡期方式。诚如明人曹学佺《蜀中广记》卷六五所云，这一捣末煮饮饼茶之法，一直流传到明代，“蜀人饮擂茶是其遗制”。上引资料的重要性还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从茗粥到茶饮的过渡期，也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孕育、奠基期。
所谓“魏晋风流”，即主张个性的解放和张扬。《世说新语》中的许多故事，堪称其代表。这种“风流”，并非终于东晋，南朝仍一脉相承。茶文化的独特魅力就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得以充分展示。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论，魏晋风流与两宋文化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。其先后辉映的基本特征，即为“独立精神，自由思想，批评态度”。发人深思的是：这两个时代堪称茶文化史上的两大转折期，前一个转折以茗饮从王公贵族到士大夫间的流行为特征；后一个转折则以茶饮的精致化、普及化、平民化为主要特征。如果说魏晋是茶饮的发轫期，宋代无疑是其发展的顶峰期。盛行于日本的茶道，正是南宋茶艺东传，经其本土化改造而成。其核心技艺，如代表性茶具茶筅的运用，早在宋徽宗的《大观茶论》中就有高度成熟、出神入化的描绘，这比日本茶道的萌芽期早了100余年。
无独有偶，魏晋与两宋，又都是对释、道比较宽容或包容的时期，是儒释道三教并存交流、融合渗透的时期。茶作为三家共同嗜饮的饮料，绝非偶然。三教茶饮方式的各不相同，也将我国的茶艺水平推向极致。魏晋玄学的兴起，与茶不无关系：以茶养廉，以茶示俭，藉以为媒；服食祛疾，参禅打坐，藉茶以助。甚至以茶为祭品，亦始见于齐武帝祭母及遗嘱。道家将茶作为养生保健饮料，亦始于此时，代表人物是有深厚道学修养的陶潜。
